（农健/图）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在被调查的博士生中，有一定程度抑郁表现的有36.6%，抑郁高风险群体占到了12.9%，该报告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团队编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长期关注教育体验与社会流动相关议题，在他看来，博士群体的抑郁已成为一个公共问题，与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学术环境息息相关。

(资料图)

程猛自己的求学经历充满励志的底色。他出生在安徽省三县交界的一个偏僻农村，一路升学到了北师大，用三年完成博士学业，博士论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广受好评。

即便如此，博士毕业前夕的程猛也曾陷于失眠和焦虑，这让他开始注意博士生群体的抑郁问题。从2018年开始，程猛和团队通过网络邀请、私人关系等方式，访谈了11位在读博士生和3位读博期间有过抑郁经历的博士后。

一个背景是博士申请趋于白热化。据《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主要结果》，2021年在读博士生首次突破50万人次，大学扩招前的1999年，这一数字为5.4万。而程猛倾向于认为，博士生的抑郁问题与文化环境相关。这群即将到达高等教育终点的学生，在既定的“读博时钟”中需要在相应的时间节点完成不同目标。而“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环境，也让他们对未来的工作倍感忧心。

博士生的抑郁问题有没有解决路径？“走路跌倒也许不是自己的问题，可能是路有问题。”程猛说。他更希望论文《象牙塔尖的忧郁》的发表，能为博士生们提供一个社会建构的视角，以减轻自我的道德压力。

2022年11月21日，程猛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博士抑郁的隐蔽性

南方周末：你自己读博期间抑郁过吗？

程猛：快毕业时有焦虑、失眠的情况，特别是完成博士论文后，有点像刚跑完马拉松，有几周时间失眠、早醒，体重和食欲等也不太正常。也慢慢关注到身边有一些同学朋友多少有过不同程度的抑郁体验。2018年开始，我就尝试研究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一个数据，《自然》杂志2019年曾对中国690名博士生做过心理健康调查，结果显示40%的人在读博期间曾因抑郁或焦虑而尝试寻求帮助，而其他国家这一比例是36%。

南方周末：你现在在北师大也承担班主任的工作，相较本科生而言，博士生的抑郁是否更难被发现？

程猛：相较而言，博士生的抑郁是最容易隐藏的。因为他们不像本科生和硕士生，公共活动较多。博士生没有太强的班级感，只需要跟着自己的导师。这三年受到疫情影响，（导师）有时还是远程指导，他们生活状态如何、心情如何，没有太多人知道。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寻找到愿意接受访问的人的？

程猛：研究前，我们就感觉可能不太好找。我们没有使用“抑郁症”这个医学概念，而是把范围扩大到那些没有经过医生诊断，但有过抑郁体验，状态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工作的博士生或博士后。邀请的方式包括网络邀请和私人关系，最终一共找到14位核心受访者，从博一到博士后都有，就读的院校遍布北上广。当中一部分人的抑郁困扰都或多或少引发了人际交往能力减弱，或学业停滞，甚至危及生命。他们中抑郁时间最长的有从本科就开始，最短的也有3个月左右。此外，我们还对3位博士生导师、5位辅导员（包括兼职班主任）进行了访谈。

南方周末：他们收到邀约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程猛：毕竟涉及隐私，一些人会迟疑，甚至要求看我们的项目计划书，我们也会给他们看我们的相关证明。我们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在与一位多次爬上顶楼的同学第一次聊时，她担心个人隐私泄露，不太愿意录音。熟悉后，第二次访谈才录的音。另外，我们也从社交平台上收集了由博士生撰写的、自传性质的抑郁记录，将近有6万字。

2019年6月，暨南大学博士生和硕士生毕业典礼，有毕业生带着娃娃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视觉中国/图）

拉黑导师半年的人

南方周末：博士生的抑郁体验大概是什么样的？

程猛：首先是来自科研创新和同辈比较产生的压力，他们需要做出原创性的成果。周围的同学也在同一个研究领域，在论文开题、发表多少论文等方面会因为节奏快慢而产生压力。接下来，这种压力会影响到学习效率，受访者说，“坐在电脑前，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晚上大概就是浑浑噩噩地过去，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就是哭。”

除此之外，会对自己产生负面认知，变得敏感。一位受访者写道：“冬天光着腿在楼道里（给男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吵起来，怕楼道里影响别人休息，就跑到外面。外面零下十几度，冷风刺骨……”

南方周末：你接触过的教授们，他们读博时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吗？

程猛：学术环境的变化可能是造成今天博士生抑郁风险更高的重要因素。跟一些资深老师交流，说到他们刚开始和工作时的状态，还是和今天的青年教师很不一样。

南方周末：有什么不一样？

程猛：一位博士说过，“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没有子嗣的妃子”。近些年，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成了高等学校科研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士生在高等级的期刊发表论文并不容易，有些还会被导师压榨。在面临看不到头的科研压力的情况下，一些博士生想过退学，难以承受外界看她的眼光。

南方周末：现在的博士生导师会理解自己学生的抑郁吗？

程猛：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博士生拿着诊断、鼓起勇气告诉导师自己抑郁了，导师反驳“读博都是这样的”。她把导师拉黑，休学了半年。也有受访者说导师能理解（抑郁），特别嘱咐师兄多关心。

有的博导在遇到学生抑郁时，也会感受到压力。因为在他们成长的体验里，没有抑郁这个概念，不清楚该如何帮助学生走出低落的状态，只能尽量放低学术要求。

“读博时钟”

南方周末：你在论文中提到一个概念，叫“读博时钟”，即博士生们心里很清楚，在哪个时间点应该做哪些事情，这种默认一致是如何传导的？

程猛：有些信号是很明显的。比如刚读博时就会知道师兄师姐什么时候开题，看到各种项目申请和招聘信息也会看到年龄限制。如果想要三年按期毕业，二年级就要开题，如果还想要联合培养，就要用博二、三的时间。另外，每年评奖学金时，互相也知道同学学术发表的情况如何。现在发表论文周期普遍比较长，且许多中文期刊倾向于发知名学者的文章，博士生独立发表并不容易。这样的学术生态中，博士生会不自觉地进行更加严格的时间管理和自我约束。有一位受访者提到，她在三年级还没开题，到了四年级，有3个月不敢出寝室的门，“我害怕见光”。

南方周末：“读博时钟”在不同性别之间会有差别吗？

程猛：有研究表明，在学术产出上，女博士比男博士低，且女博士延期毕业的比例更高。原因或许是她们读博期间，正好处于婚育的年龄。在性别刻板印象下，如果女博士，特别是已婚的，在求职上也可能受到歧视。

南方周末：“读博时钟”如果发生了偏移，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程猛：在访谈中，有一位博士生延毕了两三年。她发现师妹已经毕业了，甚至已经是副教授了，而她还在读博，这种“偏移”会伴随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严重的后果有休学、退学甚至是尝试自杀。

南方周末：你提到抑郁的博士生会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这种负担是如何产生的？

程猛：这种道德负担感既是个人性的，也与文化环境相关。学者李瑾曾在《文化溯源：东方和西方的学习理念》一书提到，东方人往往会把学习刻苦、认真视为一种美德。博士生道德负担感的产生，与没有满足家人、老师甚至是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有关的。发不出论文来，他们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尤其是贫寒家庭的孩子，压力更大。

南方周末：你博士生阶段曾在国外求学，在抑郁问题上，国外的博士生会有不同吗？

程猛：共同的地方是博士生都要有知识创新成果。但导师和博士生的关系、博士生在学校里能够获得的支持、相应的学术生态、学术评价制度都有所不同。许多国家的博士生只需要完成博士论文，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要在什么等级的期刊发表论文才能毕业。另外，一些欧美高校的心理健康和学术支持资源会更完善。国内高校对博士生的心理健康支持和干预还是更注重“稳”，校园生态容纳不了过于激烈的东西。

“压死骆驼的稻草太多”

南方周末：以北师大为例，你观察到目前高校对学生的心理预防和支持体系建设情况如何？

程猛：我感觉学校还是比较重视心理健康预防和干预体系建设，经常能够看见各种各样的心理团体活动，但是针对博士生心理健康的活动还很少。

南方周末：你的论文中提到一些博士生走出抑郁困境的方法，比如找到了其它兴趣爱好，或者遇到的好导师。但结合之前你提到促使博士生抑郁的原因，似乎抑郁有一种文化结构上的必然性，走出抑郁是偶然的。

程猛：也不算偶然。比如有的博士生养猫，有人拉黑施压的导师，有人练瑜伽。他们开始尊重自己的感觉，时间观从单一转向多元，从线性转向复杂。同时，他们也在重新建立起一套道德生活的准则和道德秩序，从道德破碎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失败感中解脱出来，获得疗愈或者自救式的缓释。

南方周末：但这些更像是心态转变后的表现，而不是促成转变的原因。有什么现实可行的方法吗？

程猛：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复杂性，是无法用一篇文章充分解释的。访谈过程我们也会发现，有些博士还是会把导致抑郁的一些原因藏在心里。我们只能呈现出这些抑郁体验的只鳞片羽，给予一种可能的解释。

我觉得如果刻意提出什么建议有点居高临下。说到底，我没有完全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但这些个人体验并不“个人”，和我们目前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学术文化是有内在关联的。在论文最后我们也指出了，抑郁既是一种个人体验，也是一种社会体验。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社会体验？

程猛：博士生们抑郁了，不是脆弱，发不出论文也不意味着自己一无是处，不要把所有重量都放在自己肩上。需要看到个人体验的社会性，审视自己究竟经历了哪些社会文化力量的塑造。就像中山大学丁瑜老师在《她身之欲》后记里写的，“不是我们走得不好，只是路太烂”。

生活中压死骆驼的稻草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对抑郁还是会倾向于逃避它，让它消失，但这些苦痛只能转化，不会完全消失。抑郁作为公共问题，不仅需要高校改进健康服务体系，也引向了更大的结构性问题。如果博士生们的生活处境更有弹性和包容性，学术评价制度和学术培养模式更人性一点，或许就会少一些人陷入抑郁。抑郁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对难以言明的痛苦的一种隐喻。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是希望尽可能少一点痛苦和压制性的东西，多一些让彼此松口气的可能性。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庄泽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