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花鸟画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外族的统治下产生了新的人文环境，创作群体远离仕途，花鸟画在表现形式上也迥异于前代，开始崇尚水墨样式。从水墨花鸟画的演变根源上寻找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引出元代花鸟画的生存背景和产生的社会环境，由此方可探寻元人水墨花鸟的精神追求以及逸格在作品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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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代水墨花鸟画的发展环境

政治上元代的社会统治者为蒙古族，其开朝者忽必烈是一位重视儒家文化思想的跟随者，开国时一改往日的武将之风而保存汉统的儒雅之气致使蒙古族汉化，这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上是一种积极的影响。

但随着汉人地位下降，元代统治者对文学艺术方面不予理睬的态度导致了士人在野不在朝堂的心态愈加强烈，在这种环境下隐逸的思想也慢慢成为文人雅士的心声思想，也使得绘画艺术成为精神世界的窗口，在此心态下文人更多的是观照自然与自我性情的抒发，也使得情感在绘画表达上更为纯粹和自由。

文化方面元代花鸟画独特面貌的产生，其实是建立在两宋时期画院水墨花鸟体系上的，如有影响力的宫廷画家群体赵孟的古意为尚、高克恭、李衎等。元代的统治者间也存在着喜好金石书画的风尚，纵使文化具有良好的包容特性和一定宽度，允许绘画者有独立的画法和绘画思想存在，但汉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使画家有了隐逸思绪。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思想，让文人有更多的精力来思索绘画的意义，以绘画来明其心性、入世隐逸，修以身心的宁静深入人心。从南宋理学观念“吾心便是宇宙”及儒、释、道、理念的渗入再到文人阶层无为、厌求、复归平静的思想融入绘画之中，绘画的表达方式也发生变化。

如法常的参禅入画“不具形似”更有《六柿图》疏简构图的观索方式，传达创作思索，绘画角度从客观看待事物逐渐转向主观感受，绘画创作也从客观转向主观情感表达。此时元人的水墨花鸟画变成了一种自我修养的完成，是不受干预的自我表现。如倪云林的“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脱去的是绚烂之彩复归于本真。

二、元代水墨花鸟画的形态

元代花鸟画的总体审美观念趋向于淡、疏、简不光是花鸟画还有山水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淡的趋向。就绘画的色彩来讲，元代花鸟画较之两宋时期有明显转向简约的风格，但是在元代水墨花鸟画的表现中有两种风格：院画家有赵孟、钱选、李衎水墨有王渊、边鲁、张中为主，其后又有在野的文人专以梅兰竹为题材水墨画家吴镇、王冕、倪瓒、郑思肖等。

赵孟是元代花鸟画上一个不可或缺的画家其曾经就职于宫廷画院，精通书法、山水花鸟、兼工擅写，主张“古意为上”。此处古不只是古人的笔墨更是古来画者对自然之道的理解。这一点从他的《兰花竹石图》图便可看出其写逸的画风。

图中描绘荆棘、竹、兰花、山石不同于一往的折枝题材，传递的是一种野逸之气，用笔上更为恣肆、放逸、概括以书入画一气而成，竹的沉稳和兰花的飘逸，使之富有流动感更为野逸。可以看出疏、简、淡已然成为了元代花鸟画家所追的风尚，其精工的成就也影响到之后的王渊和陈琳而逸笔书写更是开启元后期吴镇、倪瓒、等以兰、竹、梅为题材的墨笔表现的艺术风格。

王渊算是元代花鸟画中过渡时期的一个典型人物，在当时环境的影响下趋向于简淡的水墨表现。但王渊所寻求的还是精工刻画的院画风格。王渊的作品中可看出其大致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加入书写意趣的墨笔积染风格，其二、精工着色。

墨笔积染作品主要以《竹石集禽图》等作品为代表。此类作品类似院体画审美，但是不同于南宋院体。这幅作品在题材上选取黄腹角雉，杜鹃花、竹石吐绶鸟，其中花与石的笔墨较之雉鸡的刻画更为散淡，笔法上受到了赵孟的以书入画的影响，配景上的笔法更疏简自由，竹叶的用笔简洁遒劲、山石宏厚苍茫。

书以写意的作品以《芙蓉花图》为代表，它是王渊书以写意的佳作。此画以木芙蓉为主相比较《竹石集禽图》更有笔意，更加符合元画的时代性或者说是元代水墨花鸟画对于散淡疏简的风格追求，是真正意义上的时代文化精神的呈现形式。

元代的花鸟画有两种脉络：水墨精工的院画风格与逸笔草草写意风尚。吴镇是元代文人画家的典型代表人物，为元四家之一，尤擅山水和墨梅，在他的墨梅的创作上有别于杨无咎自然之道创作思路。

吴镇号“梅花道人”，他的梅更注重心灵上的感知，用笔更为粗犷放逸。吴镇作品中常有跋文“戏墨”二字，他笔下的梅竹虽然笔简却十分注重法度。如《墨竹谱》中他曾言“心手两相忘，融化同造物。”也明确了这个观点。

相对于倪瓒的笔墨梅花道人的笔墨要厚重，他的逸是内敛的含蓄。例如他的《竹石图》为其代表，用笔宏厚古朴使得画面气息更符合文人的审美。他曾在画竹中题文“尽消俗尘思全清”的诗句也显现出吴镇对于不俗清其思的追求。

王冕今浙江人氏，字元章。王元章的梅更加理想化，是对待生活欣欣向荣态度的渗透。王冕的墨梅较之吴镇的墨梅要更为轻盈多了分生机活力，以双勾墨梅为主。如《墨梅图卷》便蕴含着对生活的新意。他也开启了文人以画梅传达逸气的新风。

三、元代水墨花鸟画的精神追求

元人的艺术创作和时代背景下文人的精神追求是相辅相成，在所处环境的影响和自古有之的归隐之思的加持下，文人开始在时下萌生隐逸思潮。艺术创作的主张也随之改变。相比较两宋时期画院的水墨花鸟，元代的水墨花鸟画缺少了一分繁荣丰茂，清逸冷淡逐渐成为文人画家所追寻的风尚和心性。

比如郑思肖的《墨兰图卷》所绘之物没有根系也没有多余的繁华用笔，画面气息冷峻高洁犹如君子之风，体现的是郑思肖的心性。在元代以梅、兰、竹为表现题材大行其道以梅为题取梅的傲寒风骨、兰之君子风度、竹的高洁气质来托物言志。

元人的尚逸在初衷上是心性亦是内心对象外之意的感受，这本身就是对文人气节精神的追求。文人精神的融入使得所画物象的内涵更具深意，此时的所呈现出的是画者自身的气质和思想情感，也是个人的状态。

作者不同作品所赋予的内容是有差异的，如云林的逸笔草草、王冕的戏墨、郑思肖的汝是何人到此卿，乃是思想写照与精神追求，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每个人都具有独立性、自由人格。

黄宾虹先生曾经讲过：“画品之高，根于人品”。其实元人追寻的水墨精神是对文人精神和品质的推崇。文人画在元代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是元人对文人精神探求的一种外化表现，文人的审美并不是形似的追求，更多方面追求的是水墨的内在性，纯粹的水墨呈现形式更能传达内心的独白，因此水墨花鸟画被用来当作戏墨的表现，它所倡导的是托物明志。

四、元代水墨花鸟画的逸格体现

以水墨或略施淡彩为主的花鸟画是元人花鸟画的主要特征，而以水墨为主的花鸟画形式是在两宋的水墨基础上演变的而来的。如王渊、张中、边鲁等人的画作可以明确看出宋画院水墨表现的影响，但是从绘画的本质上来看，两宋时期画者的注意力是在自然状态的笔墨，而元人的笔墨开始转向了自我心性的表达。

元人水墨花鸟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文化和社会背景相关联的，元朝是由外族统治的朝代，这使得长期生活在汉统下的民众感受到社会压力，在精神上开始趋向于逃离现实复杂环境。文人开始追寻自我单纯性，在此社会条件下又受到文人画家王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尚”的绘画思想的影响。元代文人画家自觉的运用水墨形式来创作，成为了时代的追求。

相较之两宋时期，元人的水墨花鸟画在整体上是趋于疏散的，但是较之王渊、边鲁等人郑思肖、倪瓒的绘画风格要疏简许多。云林有言“逸笔草草”，黄公望云“逸墨撒脱”，吴镇的“戏墨之作”这些都陈述了疏散精简的绘画理念，但是这种简绝不是笔墨的减法。它要求的是笔墨的不多余性和不可重复的趣味性、线质感与不俗的气息。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莫可楷模”。元人水墨花鸟是文人精神的外化体现，因为个体的情感和阅历存在差异，所以在审美上也各有所好，随之作品面貌与气息也大不相同。不可楷模的不是一幅作品的描摹而是难于与画家精神认知的共鸣。元人的水墨花鸟最难其俦，俦的是与之同类，形式可以模仿但内在精神只能追寻。挣脱绘画的常态、放逸神思，元人所构建的是让花鸟画创作写胸中逸气，抒发性灵的精神追求。

结语

元人水墨花鸟画书写胸中逸气的表达和探索与文人精神的审美追求，实质是对思想高度的探寻和向往，元代花鸟画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从对自然景物的实质描绘转向对物质精神的表达。也由此使自我意识转变为画家表现的主体，而审美观念的改变也让精工描绘转向写意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