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习成绩好的人，心理健康状况可能并不理想？为什么会有“高分低能”现象存在？

这其中，非智力因素比如品格、情商等，或许和社会与情感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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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们重点强调“认知”能力；今天，我们对于“情感”因素的认识刚刚开始——

什么是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九届年会上，经合组织（ＯＥＣＤ）教育与技能司创新和测量发展部主任蒂亚·卢科拉介绍，ＯＥＣＤ对于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研究，基于“大五人格”框架而展开，包括任务能力（责任感、毅力和自控力）、情绪调节（抗压力、乐观和情绪控制力）、协作能力（共情、合作和信任）、开放能力（包容度、好奇心和创造力）以及交往能力（乐群、果敢和活力）。

当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知识学习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影响人的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在教育中提升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实现对学生社会性的构建，形成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智和积极情感，有利于学生的教育福祉和心理健康。

如何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家校共育、渗透融合，使社会与情感能力得到培育与提升？值得人们思考。

1月2日，在河北省邯郸市邯郸书城，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阅读图书。郝群英摄／光明图片

转向：从认知能力转向情感能力的拓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年行动纲要清晰地阐述，既需要关注认知能力的培养，也需要关注社会情绪能力。因为社会情绪能力能保证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悦纳自己，跟他人和谐相处，跟世界和解，不断获得幸福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介绍，“2021年9月7日，ＯＥＣＤ向全球公布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揭晓社会情绪能力研究项目首轮测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我们都要充分认识到，对儿童青少年的培养要从认知能力的关注转向社会情绪能力的关注。”

“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凸显，意味着教育领域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正在到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谈到，以往，我们并未将学生的幸福感作为教育改善的目标。今天需要发展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增进学生幸福感，超越培养“考试机器”的价值。

杨东平表示，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智能机器人，也来自心智健全的人。我们需要关注后普及时代后疫情环境下全面教育的诉求，教育现代化要超越对考试、分数、排名的无止境追求，回到学习的本意：启迪思维、激发智慧、增长教育福祉。

江西上饶弋阳县中小学开设非遗社团课，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活”起来。徐晓阳摄／光明图片

困境：教育的情感转向须明确“转什么”“怎么转”

社会与情感能力和学生的学业成功、生活福祉密切相关。好的师生关系也与更高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密不可分。蒂亚·卢科拉分享了一项调查结果：社会经济条件越好的学生自我评价越高，有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学生在其他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上也更强。

“毫无疑问，既然教育是影响人的身心、智力各方面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当然也包括人的情感活动、人的情感价值。”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王旭明表示，教育的情感性是个不争的话题，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面临太多的困境。

比如，如何评价和衡量一所学校的情感管理？相比用大楼、操场、校园面积衡量一所学校，要难得多。遗憾的是，不少教育管理者望难却步。

比如，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学校，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如果人工智能对我们长期以来难以撼动的灌输式、死记硬背的培养方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改变作用，毫无疑问是进步的。但必须思考另一个问题：在诸多技术助力下的学习模式，尤其是课程化、程式化的传播模式，偏重知识传输的单向性和内容的标准化，是在促进“教育的人情味”，丰富人情味，还是在削弱“人情味”？

“教育的情感转向是个好的命题，必须明确转什么向和怎么转向。强调教育的情感转向，应该是在技术突破的前提下，在转向中坚守，在坚守中转向。”王旭明认为，教育情感转向的前提，一定是技术条件的成熟，能够从技术上为教育情感性带来保障，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技术支撑。王旭明特别强调，教育信息化不等于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比教育信息化丰富得多。

“情感转向不能脱离生活的情感，教育不能去训练孩子的虚情假意，因为真正的情感教育只有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才是可能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项贤明说。

在江西省庐山市图书馆的爱心图书车上，小朋友们挑选自己喜爱的读物。韩俊烜摄／光明图片

提升：家校共同提供参与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也是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主要场所之一。学校如何开展社会与情感教育，怎样为孩子创建一个安全、快乐、包容并具有参与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上课之前，小学生有5分钟的静观、静坐，让小学生认识自己的情绪。”

“一所学校在校园的周围画了一个直径1．5公里的圆圈，这个范围内都是学生的服务对象。”

香港大学原副校长程介明介绍了疫情之下香港出现的情意学习情境。这有怎样的启示？程介明认为，学习超越了学校范围，进入了实际的生活，有很多社会参与。在这一过程中，经历很重要，要不断尝试，不怕失败，允许失败。重在过程，成果不是马上能测评出来的。思想教育也是情意学习的范畴，怎样更好地开展？这需要我们去解决。

在近几年的ＰＩＳＡ测试中，有一些数据被我们忽略。杨东平认为，比如中国学生的学校归属感，现在排名位于最末的几名当中。学校归属感，是对学生生存状态的整体性评价，属于教育满意度的指标。如果学生热爱学校，热爱老师，热爱学习，必然会反映到学生的学业成就上，他的学校归属感和学业成就，应该是正相关的。

如何培养孩子积极地认识自我，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如何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这不单是学校该关注的，家庭也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一生都在进行社会情绪能力的学习。人的一生发展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社会情绪能力，其中家庭和学校共育，不断发生交互，对人的情绪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边玉芳认为。

什么样的家庭沟通有助于社会情绪学习？边玉芳表示，一般来说，我们希望是这样的情境：要觉知孩子的情绪，理解情绪；允许孩子表达情绪，表达自己的观点。

边玉芳谈到，在儿童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中，有三个关键词：教养、互动和环境。父母教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什么是父母教养？是指父母教育孩子过程中，表现出的相对稳定和一致的教养观念、态度和行为。比如教育孩子的社会化目标，是父母养育孩子过程中，希望孩子形成的优良品质。游戏对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习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角色扮演就很有价值，也就是俗称的过家家。在现实的真实情境中，去学习情绪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同样重要。在很多情境中，父母的榜样示范对孩子社会情绪能力的习得都很重要。

在疫情之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是儿童青少年，我们也会发现生活在发生变化。在中国的家庭教育理念下，我们以往比较关注认知能力的发展，不太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后者对当代儿童青少年非常重要。”边玉芳认为。（光明日报记者靳晓燕）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7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