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和一位作家过从甚密，便会产生一种担心——这家伙会不会哪一天把你写进小说？这种担心是极有道理的。

作家能够真正写活、写得入木三分的人，恰恰都是与他贴近的人。即使虚构的人物，也常常从熟悉的人的身上“借用”一些情节和细节。借用太多便会“酷似”某某人，这就免不了招来麻烦。

列维坦《白桦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最典型的例子是，契诃夫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惹恼了他的好友，列维坦；左拉在《杰作》中深深伤害了他一生的挚友，塞尚。

这两个例子有个特别的相同之处，就是被无辜遭到“侵犯”的皆为画家；但不同的是，事后契诃夫与列维坦重归于好，左拉与塞尚却终生绝交，至死不再见面。

塞尚与左拉

从作家角度说，这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他朋友身上发生的事，实实在太诱惑了。可是谁去体验一下画家们内心深处，那种难言的痛苦呢？比如塞尚，他与左拉的关系，就贯穿了他的一生。

这两位巨人的友谊，始自1852年。那一年，他们一同进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包蓬中学。左拉12岁，塞尚13岁。他们志趣相投，很快结为伙伴。

学习之外，一起去游泳，钓鱼，爬山。人高马大的塞尚，还成了弱小的左拉的保护者。而共同的理想、抱负、见解和野心，在他们心中描绘着相同的未来。

后来他们都千里迢迢北上到了巴黎，左拉从文，塞尚事画。从成长到成功，几乎全在一个城市里。左拉又是作家中，惟一涉足画坛并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他是印象派运动的发动者。

但为什么他偏偏要把自己的挚友塞尚写进小说，并写成一个艺术事业上彻底失败的人物呢？

塞尚的性格，是他与别人之间的一道墙。1861年，他刚到巴黎的苏维士学院学画，就对人际交往频繁的巴黎生活非常不适。几个月后便返回老家艾克斯。

尽管强烈的绘画愿望，使他不得不重新再去巴黎那个绘画的中心，但他总是待一阵子又走一阵子。

塞尚的天性内向，为人拘谨，但又有情绪忽然紧张起来的神经质的一面。他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别人接近他困难，而是他难于接近别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印象派的形成期。巴黎的画家们十分活跃。

无论是在左拉家中，常常举行的“星期四聚会”，还是在巴提约尔大道11号的，盖尔波瓦咖啡馆里，塞尚通过左拉结识了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芳汀、克洛德、丢朗提等等一大群画家。

这些画家正酝酿着绘画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将把绘画从空气凝滞的画室，带到大自然灿烂的阳光里。左拉把这即将掀起的艺术大潮称作“自然主义绘画”。

他实际是这个画家群体——他们自称做“巴提约尔集团”——思想上的领导者。在印象主义者们翻开绘画史新的一页时，是他向全欧洲宣告“古典风景画被生命和真理灭绝了！”

虽然塞尚也是这运动的一员，他也声称“我决定不在户外就不画”，但他无法融入这个画家群体。

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欢乱哄哄人多嘴杂的场合，忍受不了与自己截然相反的见解。甚至会嫌恶个别的人，比如马奈。

在别人眼里，塞尚也叫人反感。大家受不了他粗俗的穿戴，举止任性，很难与他沟通和融洽。尽管1874年4月15日举行的，历史性的“无名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会（即首次印象派画展）上，塞尚是参展的一员，但事先就遭到画家们的反对。

在展览会上，他独异的画风还受到公众的嘲笑。在印象主义一开始，似乎他与大家风马牛不相及。

可以说，在当时的法国，印象派是一种“另类”；在印象派群体之中，塞尚又是一个另类。他是另类中的另类，一个和谁也不沾边的个体。

此中的原故，就不是他的个性了，而是他的绘画本身。他和当时的印象派（早期印象派）有根本的不同。塞尚实际上是埋藏在早期印象派中的一个叛逆。这是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的——包括左拉！

在当时，两个艺术时代——古典画派与印象派之间的斗争中，塞尚属于印象派这一新的时代。

他和梵·高一样，都把画架搬到田野中，面对阳光下的世界作画。但是他和梵·高在骨子里，与莫奈、德加、雷诺阿、毕沙罗等人是不同的。

1876年塞尚给毕沙罗的信中说：“太阳的光线如此强烈，让我感到物体的轮廓都飞舞了起来……但是，这可能是我看错了，我又觉得这是地面起伏的现象。”

显然，凭着他天才的悟性，他刚刚迈入印象主义，马上就不满足户外作画带来的视觉上的快感了。

他反对仅仅凭“印象”作画，反对那种被现实束缚的瞬间印象。他一下子就才“印象”穿越过去，谁又能有这样的眼力与勇气？

所以在塞尚的画中，事物没有消融在眩目和缤纷的光线里。它们的本质被有力和富于意味地体现出来。从神奇的色彩里，可以触摸到坚实的结构；而这严密的构成中，又包含许多抽象的形态。

那么，这种被塞尚自嘲地称为“灰色而臃肿的大笔画”，到底应该归属于哪一个艺术的范畴？人们对孤立而无序的艺术现象，总要排斥在外的。所以乔治·摩亚干脆称他是一个“绘画的无政府主义”。

正像古典主义不能接受印象主义一样，前期的印象主义运动也不能接受塞尚。塞尚便成了“全世界的敌人”。我们翻阅当时巴黎的报刊就会看到，当时的巴黎对他讥讽、奚落、挖苦和嘲弄简直达到了疯狂！

比如勒罗瓦在《喧噪》中写道：“如果与女士们一起去看画展，想找到最有趣的事情，就请赶快去到塞尚那幅肖像画前吧！看，那个像鞋底颜色的、奇妙的脑袋，一定会给你非常强烈的印象。他多么像得了黄热病！”

这样的话举不胜举，天天闯进塞尚的眼睛。休斯曼斯的那本重要的书《关于现代艺术》，甚至没有给塞尚一个小小的地位！他给巴黎抛弃了。

于是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和梵·高不同，梵·高一直在圈外，至死无名；他却在圈内，在舆论中心，于是他被认定为一个有才能，却误入歧途的失败者。

他孤单无助，天天被各种攻击打得满身弹洞。惟一能够给以支持的，是他“人生的伙伴”——左拉。

可是就在这“生死关头”，左拉忽然把他拉进他那部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之一的《杰作》中，把他写成一个名叫克劳德·兰蒂尔的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位固执己见、终生失意而无可救药的画家，最后走投无路而自杀。

左拉在塞尚的身后，非但没有托着塞尚的后背，给他以力量；反而挖了一个洞，把他拉了下去。

如果着意研究其中的根由，就会发现，早在塞尚和左拉到达巴黎之后，已经分道扬镳。他们在各自的世界奋斗着。虽然，他们彼此往来，相互赠书赠画，他们之间的友谊看似延长着，实际上却没有加深。

这首先是不同工作的性质决定的。塞尚不主张画家做太多抽象的文学思考。他认为画家应该用眼睛去观察自然，头脑只是用来研究表现方法。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涉入愈深，就与左拉的世界距离越远。

尽管左拉关切绘画，但在艺术的主张上，他与“巴提约尔集团”更趋一致。可以说左拉与马奈等人的志同道合，远远超越了同塞尚源自童年那一份久远的情谊。

因此，左拉在写作《杰作》而动用他与画家们交往“这一大块”生活积累时，顺手就从自己最熟悉的塞尚身上去选择细节了。

左拉毫不避讳“克劳德·兰蒂尔”的一部分原型是塞尚。这表明塞尚在他心中仅仅是一位昔时的友人罢了，并没有太大的分量。

然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左拉完全不了解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失意潦倒的童年挚友塞尚，对自己却一如往昔的情真意切！故而在人生的意义上，左拉对塞尚的打击是带有毁灭性的。

《杰作》发表于1885年。塞尚46岁。这一年塞尚流年不利。事业的失败到达谷底，还经历了一次夭折的恋情，再加上最密切的朋友的负情忘义——不，应该说，是左拉在他人生的坠落中，又给他加上一块巨石。

塞尚有神经质的一面，所以他常常会情绪低落，心情败坏，对自己发火，把自己的画摔在地上，愤怒地踩成烂饼。

这一切左拉都是知道的。左拉说过：“当他踏破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便知道他的努力、幻灭和败北是怎样的了。” 显然，左拉完全清楚《杰作》对于塞尚本人意味着什么了。

开始时，塞尚表示左拉这样做，是出于小说的需要。他努力维护着他们的友谊。可是当左拉声称克劳德·兰蒂尔就是塞尚时，他与左拉的友谊断交了。

尽管如此，塞尚表现得很平静，没有任何激动的言论。他的神经质也没有发作。为什么？

是在舆论上所处的被动位置，使他无法与左拉直言相对？是长期怀才不遇，养成的骨子里的高傲，使他只能保持沉默？还是他害怕这已然破裂的友谊，进一步地走向毁灭？

他实在太在乎与左拉这份友谊了！可以说，他对左拉的友谊，是他人生“最大的情感”。当然，他与左拉中断了一切往来与书信。

这一切，左拉当然明白。但左拉并没有任何良心的触动，也没有任何主动和好的表示。

相反，在塞尚住在艾克斯的一段时间里（1896年），左拉曾从巴黎到艾克斯来看望另一位友人，居然没有与塞尚通个信儿。

塞尚得知后，缄默无语，甚至脸上任何表情也没有。他把自己的内心遮盖得严严实实。那些同是左拉与塞尚的朋友的一些人，谁也猜不到塞尚心里到底是一片怒火还是一片寒冰。

1902年9月，当塞尚听到左拉煤气中毒而身亡时，他当时被震惊得几乎跌倒。一连几日，坐在这画室里，不住地流泪。

他为什么流泪？为不幸的左拉，还是为了永远不可能再修复的破裂的友谊？对于一个真正的男人，失去友谊与失去爱情一样都是深切的痛苦。这痛苦一直伴随着他艺术上的孤独。

塞尚的传记作家约翰·利弗尔德说，在左拉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中，这本《杰作》给人一种孤立之感。因为在他的这个系列的作品中，没有像此书这样放进如此多的回忆，采用如此多的自己周围人物。这本书写法更接近于纪实。

无疑，左拉的这本书，不服从于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血缘与整体的一致性。他的写作冲动，缘于他与画家们一段时间，共同的漫长和缤纷的历程。这样就使他的小说常常陷入具体的人和事。

在这之中，塞尚之所以成为小说的“牺牲品”，最根本的原故是左拉也认定塞尚是个失败者。也就是说，左拉用小说证实了塞尚的失败与无望。

塞尚身负巨大的压力，孤立无援，自我怀疑阵阵袭来。然而对抗这内外夹击的力量还得从自己身上吸取。

塞尚说过：“如果世界只有一个画家存在，那个画家就是我。”这句话使我们忽然发现，这棵在狂风中一直没有摧折和倾倒的树木——原来树干竟是钢铁铸成的！

当然，历史证明塞尚最终得到成功。从1895年开始，塞尚逐渐被认可，并进入他的“胜利时期”。

一方面，由于他绘画个性成熟之后巨大的魅力；另一方面，由于世人对流光溢彩的前期印象主义的审美疲劳。当绚烂而迷人的光线渐渐消散，事物内在的表现力和造型的想象力，一点点透露出来。

塞尚的魅力，不仅在于他从构图到笔触上，那种独特又神奇的对角线结构，还有他的画面——在现实与幻想，写实与抽象，真实与虚幻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

这是前期印象主义所没有的。历史太阳终于越过高高的山脊，将大山这一边的风景全部照亮。塞尚将印象主义拉进了生机勃勃的后期。梵·高、马蒂斯等等一批新人站到了舞台的前沿。

人们终于明白，塞尚是一个艺术的先觉者。但先觉者在他坎坷又漫长的历程中，总是喝尽了孤独的苦酒。

塞尚经过十五年的舆论非难，开始被世人认识之时，他却回到艾克斯隐遁下来。他没有在巴黎品尝获取成功后的甘甜，而是躲在遥远的故乡一如既往地继续苦苦地追求他的理想。

从塞尚的故居走出，登上后边的高地，便可远眺圣维克多山。这座山雄伟又坦荡的形象，由于数十次出现在塞尚的笔底下而闻名天下。

广袤的山野上，村庄、树林与丘陵黄黄绿绿，全是塞尚的色块；在阳光下，一切景物强烈又坚实的轮廓，使我们想起塞尚有力的笔触。还有他那句诗意的话：“我们富饶的原野吃饱了绿色与太阳。”

艺术家的道路没有终点也没有顶峰，只有不断地艰涩地攀援的过程。于是他在艾克斯的日子依然辛劳与寂寞。他终生是一个人一声不吭地面对着画布。

晚年的塞尚又被糖尿病所折磨，他依然天天背着画架与画箱在山道上上下下。昔日巴黎的那些恶意的舆论，他如今还想得起来吗？左拉留给他的那些又温馨又残酷的人生画面呢？

在写生中，他时时会走过阿尔克河。半个世纪前，他和左拉常来这里钓鱼和游泳。喧响的河水多么像他们往昔的欢声？

1906年，艾克斯的图书馆为左拉制作一尊胸像，塞尚被邀请参加揭幕仪式。塞尚与左拉共同的老友纽玛·柯斯特讲话时，回忆起他们的童年往事。

这一下，塞尚忽然失声痛哭，而且劝慰不止。这哭声让人们感受到强烈的震动，并由此忽然懂得这位艺术家内心深厚的情感和深切的孤独。

但是不要以为孤独仅仅是人生的不幸。塞尚说：“孤独对我是最合适的东西。孤独的时候，至少谁也无法来统治我了。”

他说出了孤独真正的价值。孤独通向精神的两极，一是绝望，一是无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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