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名著《沉思录》的译者，《仅此一生》的作者，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其所著的《孩子，我们来谈谈生命》，第一版《珍重生命》出版于1996年，不断增订再版，至今已近30年，是一本“活着且生长”的书。

“很多孩子的生命教育可能是从第一次认识到死亡开始的，这是真正震撼孩子的问题。很少有孩子会笼统地问‘生命是什么’，更多孩子是从接触‘死亡’这个词开始了解生命。”何怀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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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命来自何处又往哪里去？我们如何面对必不可免的死亡？我们的生命完全属于自己吗……关于生命的根本性问题很多，一代代人都在发问，也都在尝试作出自己的回答——有时候需要毕生的努力。而当面对孩子的第一次提问时，我们该如何回答呢？

我们都害怕过，但依然好好活着

上小学的时候，何怀宏有两个女同学不幸在水库游泳时溺亡，前一天还在身边的活泼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带给何怀宏深深的震撼。一个“死去的人”就意味着他永远地走了，不再出现了，他又联想到所有人都会死去，感觉死亡也就是人生的一个事实，本来就作为重点包含在生命之中。为此他在一段时间里连白天都害怕孤独，到了夜里就更不知道怎么度过，总是以各种理由来延迟关灯。他希望“死亡”至少不要发生在亲近的人身上。

那个年代的孩子的确不会孤独，成帮结伙的孩子们在一起玩着玩着，童年的何怀宏渐渐淡忘了这种恐惧，慢慢长大。后来何怀宏北上服役，北大任教，有时候会去北京郊区的湖里游泳，往往是晚上，往往是一个人，夜色笼罩，光亮在远处，湖面远山都苍凉而孤独，“在天地中有一种安静而坦然的感觉，我会想到人的生命也就像自然一样，花开花落，春发冬归”。

又是一个晚上，何怀宏自己的孩子也突然泪流满面地对他说起对死亡的恐惧。这个困扰人生的根本问题，会在一代一代人那里重新发生。当时的何怀宏只能告诉孩子：“我也曾经想过这些问题，而且很多很多人也都想过，也都害怕过，但他们依然活着，依然好好地活着。”再后来，就有了这本书。

何怀宏介绍，最新版与第一版相比，大幅增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第一版主要是和一个女孩的讨论，后来增加了与一个男孩的讨论；二是第一版所处的时代还是20世纪90年代，后来增加了进入21世纪的许多新问题，尤其我们还是处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

即使我们万分小心，在生活中也还是不能不面对死亡，死亡执拗地不肯退出我们的视野。对此，何怀宏说，生命有自己的逻辑，只要我们耐心地忍受，勇敢地坚持，这一切都会过去，“也许，死亡就像爱默生不朽的诗句：如果我的小船沉没，它是到了另一个海上”。

死亡的问题不必主动挑起，但要密切关心

孩子是有差异的。有的孩子不会太多、太沉重地想起死亡的问题；有的孩子就可能较多地、也很绝望地思考。何怀宏说，有关死亡的问题，如果孩子没有直接问起，如果没有直接面对的死亡事件，可以不主动去“教育”。

但何怀宏同时提醒，不主动提起，却一定要仔细观察：如果我们的孩子无端长期闷闷不乐，或者突然开始非常害怕孤独和黑暗，那我们就要用心而又小心地去寻找原因了，“我们最好不要让孩子独自承担这世界上最大而又最令人恐惧的秘密”。

在何怀宏看来，死亡的问题不是主要用脑子而是要用心灵去回答的问题，要与孩子保持心灵的沟通，要让孩子总有一个愿意说出自己最害怕的事情的亲人。当孩子说了，大人也不必急于给出答案式的回答，“问清楚他害怕的缘由，哪怕我们一时说不出什么，也可以默默握住他的手，或者拥抱他，表示你已经理解到这个问题的真实和重要，且无论是什么，都可以与他共同面对与分担”。

在观察、倾听、安慰之后，父母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或者结合文学和哲学作品，进行一些总结和概括。何怀宏说，父母在孩子几个关键的年龄段，不要离孩子太远，让孩子始终保持在自己的视线里；但也要把握一个度，不要太麻木，也不要太敏感。

何怀宏说，生命教育其实是一种全人教育，它既关乎人的生存与生活，也关乎人的成长与发展，更关乎人的本性与价值。对孩子生命教育的目的在于告诉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应该好好活着。

生命教育的缺失，会带来什么？一位心理学家说过，现在有一些孩子“不怕死，就怕苦”。遇到被老师批评、跟父母拌嘴这样的小事，就会自杀。因为他们还不清楚事情之轻重，生命之宝贵。为了应对这种孩子的“玻璃心”，一些父母也可能过分呵护，或者盲目进行“挫折教育”，在这种拉扯中，孩子越来越叛逆，父母也越来越焦虑。

“最好的父母教育——也包括学校教育，应该是最后能够成功放飞的教育，就是能够成功转变成自我教育的教育。”何怀宏不是很喜欢“教育”这个词，只是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词——就换个说法，“就是我们和孩子一起用心地生活，一起有品质、有心智地成长，最后达到可以放心地让他们自己到这个世界上去生活”。

个体生命的消亡应该是自然的

尽管这场采访由“死亡”引入，但何怀宏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有自己的消亡，但它应该是自然的，而不应是人为的。”何怀宏说。

有一天晚上，何怀宏在教室上完课，人群散尽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站到他面前，说他已经决定今晚12点要在教学大楼的楼顶跳楼。何怀宏看着他痛苦而严肃的样子，就说“那么我们谈谈吧”。谈话不知不觉持续到12点多，何怀宏说：“你看，你预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你觉得怎么样？是接着谈还是回去？”年轻人也放松了：“那我今天就回去吧。”

何怀宏不去问年轻人的名字和身份，他们谈论的也是另外的事，“他可能是一时心情绝望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只要过了那个特别抑郁和悲观的时刻，他就不会自杀了”。他曾去南京的燕子矶游玩。面临长江的峰顶上，曾有一些人在此跳江自沉。后来这里立了一块陶行知写的牌子，上书“想一想，死不得”，据说救了不少人。

“的确，我们在任何厌世的时刻都不妨先认真地想一想。有许多你当时觉得很重要的大事：被一个老师责骂了，被一个同学欺负了，被一个亲人误解了……其实远不是什么大事，过后都可能觉得好笑。”何怀宏说，“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确有一种权利——相对于任何其他人或社会更优先的权利，但你不能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己或报复他人，这太不相称。而且，自杀的权利永远不属于少年。”

何怀宏说，他在这本书中主要谈的是个人在珍重生命方面的意识和责任，但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制度和法律，“人们应努力使保存和尊重生命的原则，落实到从社会的基本结构到具体政策的各项制度上来”。

中国古人把纪念逝者的清明节放在草长莺飞的春天，一岁一枯荣的原上草让踏青扫墓的人也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何怀宏说：“我们怀念逝者，也鼓励生者，要努力地，最后也安宁地走完我们自己的路。”（记者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