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考古队解密“最早的中国”关于二里头考古新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二里头考古新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二里头考古新发现篇一

横横纵纵的麦田，是一位位耕耘者的杰作。每到收获时节，总会有耕作者之外的人默默凝望这片土地，在别人的收获中生发自己的情怀。在米勒笔下，法国妇女在麦田上弯腰拾起了现实主义的麦穗发现了巴比松画派。在梵高翻滚的麦田里，收割者挥刀斩下了浓烈的油彩收获了表现主义汹涌的麦浪。在莫奈麦田的上空，吹过了印象主义的气流......

中国的麦田也从来不缺“守望者”。自1959年起，二里头考古队便在麦田里守望着。他们守望的不仅是麦田本身，更是“最早的中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55年中三代考古人破译着3000多年前留下的无字地书。这里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考古队发现了深埋着的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最早的铸铜作坊、最早的官营作坊区、最早的制作绿松石器的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车辙，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但要知道，遗址现存面积约为三百万平方米，这才发掘了1%多一点。

根据分工，田野考古队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研究人员、技师和技工、民工。在二里头考古队，许宏队长和赵海涛副队长属于第一梯队里的成员;钻探、挖掘、辨土、认土、绘图、摄影、写记录......第二梯队由各种身怀绝技的技师组成;第三梯队的民工作为体力劳动者则从驻地村庄直接聘用。在一般年轻人的想象中，考古队的日常如《盗墓笔记》、《鬼吹灯》等小说般精彩，但在从事田野考古的年轻队员看来，每天和土打交道枯燥而寂寞——他们在田野上放牧青春，时光在掘土中流逝。

第三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说，要看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这种“放牧”，是悲观还是乐观的。如果是后者，“放牧”后就会有对青春的收获。许宏自1999年起接手二里头考古队，接手时，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如今，许宏已走过“知天命”之年。

二里头考古新发现篇二

破译无字地书需要时间。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一代队员发掘20年，又用20年的时间将田野考古的一手资料整理成一册。现在，考古队的第三代人用7年多的时间，将自己勘探、发掘7年多的一手资料整理成五册厚重的《二里头(1999~2006)》田野考古报告集，总计420余万字，插表181处，插图1484幅，附表441页，彩版403页。两个7年多的付出，被许宏队长形容为“十五年磨一剑”。报告集涉及年代学、自然环境(人地关系)、人类自身的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研究，还有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对比单位面积内获取的信息量，《二里头(1999~2006)》收集的记录可谓是中国考古历史上名列前茅的。资料的丰实不仅依托了科技的进步，更体现了考古理念的转变。

“一本好的田野报告，不在于其综合研究上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其是否最大限度地提供了丰富有效的信息链，是否能让读者最大限度地复原发掘的原初状况，进而能够做‘可逆性’的再研究。”许宏说，“在单位面积内获取信息的多寡，信息能否最大限度的再利用，能否作为详实的科学证据用于深入研究，成为判定一部考古报告优劣的重要标尺。”

许宏还认为，未来属于年轻一代的考古人，自己只是一个台阶而已。“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从长计议的，而不是想捞一些什么好看的、值钱的东西。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不可复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应该控制发掘面积已经成为学界和公众的共识。因为发掘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我们应该把遗产更多地留给子孙后代，要相信他们会比我们更聪明。所以，考古人应该压抑和束缚住一定的好奇心，不可以竭泽而渔。”

2009年6月，二里头遗址的卫星影像。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市二里头村及其周围，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近年的勘查结果表明，遗址现存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三代考古队员共计发掘4万多平方米，仅为遗址总面积的1%多一点，却已发现了多项中国乃至东亚“之最”。

20世纪60年代，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中国的考古遗址发现大多出于“偶然”：秦代的兵马俑是由打井发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缘起于当地农民淘沟时发现的玉器，马王堆汉墓则是因为施工频频遇到塌方。与前几者不同，二里头遗址却是按着既定的学术目的探查所得：古史学家徐旭生在梳理了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后确定了最有可能存在“夏墟”的区域，并以70多岁的高龄率队于1959年踏查寻找。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