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历史古今，博物馆及美术馆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物化的汇集与并置，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性的集聚，在无形中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域、一个城市的精神文化厚度。它们就像是一部部巨大的活的百科全书，展示闪耀着璀璨光芒的艺术文化瑰宝。

今天，就跟随小编聚焦来自世界各地博物馆、美术馆的7件“镇馆之宝”画作，领略其世界艺术与文明，以及历史传承与藏品身上那超凡绝尘的价值。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米开朗基罗

《创造亚当》

1508-1512年，壁画

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

如果说艺术是从歌颂神圣开始，那么文艺复兴时期横空出世的米开朗基罗，无疑是歌颂神圣的关键人物，而他所创作的《创造亚当》，更是成为描绘创世神主题的一众典范。这幅作品现收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米开朗基罗在这幅画中呈现出上帝创造人类的恢弘场景——具有卓越崇高性的同时，又清晰直观、震撼人心。米开朗基罗以天赋异禀的绘画能力创造出这流露着象征与审美意味的姿态，让他在西方艺术史上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创造亚当》局部

当我们注视绘画，裸身的亚当，其身体静止，以类似古代神明的姿态躺卧在地上，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上帝面对着亚当飞浮在空中，被类似天使的形象包围着，在他的斗篷的笼罩下透露着夏娃的身影。亚当向前伸出的手几乎触碰到上帝的手，似乎有一道传送生命气息的电流从二者食指间通过。这是一次对歌颂创世完美而清晰的表达，而这神圣馈赠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非常看重的。

《创造亚当》局部

从歌颂神圣的主题中跳脱出来，艺术家成为见证时代的角色，开始着迷于感知外部世界存在。古典主义和人文精神给画家的创作带来了一种现实氛围，使得画家的创作从被规定描绘的圣经故事，逐渐转向描绘当下时代风俗的绘画题材。

保罗·卡尔亚里

《加纳的婚礼》

1563年，布面油画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画作成为画家用来再现真实、公正的一面镜子。卢浮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加纳的婚礼》，被认为是古典主义描绘现实题材的重要代表。

这幅作品取自《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基督受邀参加一场婚宴时施展了第一个神迹——将水变为葡萄酒。几十位宾客云集于此，在蓝色天空下有科林斯柱矗立的剧场式环境中：基督坐在中央，周围是圣母和门徒们，王公贵族、仆人和民众的到场让宴会更加热闹，连动物也被邀请参加这场盛宴。

《加纳的婚礼》局部

隆重、富丽堂皇、奢华，艺术家如布景师般将《圣经》故事设计为一个世俗生活的场景，从而精心呈现了一个世俗与神圣共处的宏大场面。

如果说《加纳的婚礼》仍处于神圣与世俗的中间地带，那些下面这幅《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便是世俗生活的完全呈现。

扬·凡·艾克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

1434年，木板油画

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

在15世纪一个富丽的资产阶级房间里，一男一女正手牵着手宣誓结婚。艺术家细致地勾画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物品：用来在布鲁日泥泞的街道上行走的木鞋，常伴生活的小狗，常用的镜子，还有将画面填满的华丽铜吊灯，以及透过窗户洒入室内的光线。在阿尔诺芬尼和他妻子的这幅双人肖像画中，艺术家扬·凡·艾克使用面部特征来揭示人物内心活动。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局部

这一写实肖像手法源自佛兰德斯，在扬·凡·艾克笔下达到极致。在此之前，没有人比凡·艾克更细致地观察人们的面孔，并用如此细腻的笔法将所见表现出来。但他在探查特征这件事上远远超出了对面孔的描绘，他展现了人物在所处生活环境中的样子。

迭戈·委拉斯凯兹

《宫娥》

约1656年，布面油画

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事实上，艺术史上也存在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现实题材绘画。迭戈·委拉斯凯兹那描绘宫廷日常生活的绘画《宫娥》，便是很好的说明。这幅画作现在是普拉多美术馆最重要的馆藏作品之一。

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只有右侧一扇窗户提供光源，远处有一扇门开向楼梯。一面镜子里，国王和王后的镜像影子出现了。画面中，委拉斯凯兹正在作画。同时在场的，还有那个留着一头金发、站在随从中间神气十足的女孩玛格丽特公主。通过展现和遮挡场景，委拉斯凯兹灵活地运用阴影与光线，表现着在场和缺席。

《宫娥》局部

其中便包含了一个关于“再现”的德罗斯特效应：观者凝视着那正在凝视自己的描绘对象的画家。在画面中央位置的一面镜子里，映出了腓力四世夫妇的影子，他们正摆出姿势让委拉斯凯兹描绘，他们既是画中的委拉斯凯兹笔下的模特，又是画中场面的旁观者。在这样一幅被认为“元图像”的创作中，艺术变得扑朔迷离。

艺术家有时需要将目光回归自身，从自己身上寻找充足的灵感。通过一面镜子，艺术家可以了解自己内在，从而洞悉一切真实。荷兰天才画家凡·高用10年时间，在画布上或纸上留下了40余幅自画像。这些自画像有戴着草帽，叼着烟斗的，有在画架前的，或是耳朵缠着绷带的。艺术家表示，描绘自己并不容易，这不仅要重现自己的面孔，还要想方设法表达出自己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那是一种“比摄影师所拍下的相像更深层次的相像”。

凡·高

《艺术家肖像，普罗旺斯圣雷米》

1889年，布面油画

巴黎，奥赛美术馆，加歇医生藏品

相比于《宫娥》这类富有哲学观念性意味的绘画作品，凡·高的自画像显得更具视觉冲击力。例如，现在奥赛美术馆的镇馆之宝《艺术家肖像，普罗旺斯圣雷米》。

1889年，凡·高在入住圣雷米精神病院期间，完成了这幅由一系列冰冷的蓝色、绿色和紫色构成的自画像。在画面中，胡须的红色和衬衫的白色稍稍打破了整体色调的统一。面部那整齐排列的笔触，与背景中的漩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我们通过他那消瘦的面庞、紧闭的嘴唇、锐利的眼神和皱起的眉头，深刻感受到画家内心深处的悲伤。

当然，如果艺术家把画自己换成描绘缪斯或者模特，那么创作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经历——模特在被描绘之前，会长时间地被观察，而创作出来的肖像画，成为画家和模特之间的一种“友好”对话。历数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你或许因很多肖像画而感动，但《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绝对是其中最突出双眼能量的一幅。

约翰内斯·维米尔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约1665年，布面油画

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一个年轻女孩仿佛被聚光灯的光束照亮着，她那有点湿润的微微张开的红唇，蓝色的头巾，几乎触及衣领的珍珠耳环。在黄色和蓝色的相互配合下，她的面孔在观者眼中散发着非凡的吸引力。她如此专注地望着我们，以至于这双眼睛成为整个画面的焦点。在画作的构图上，约翰内斯·维米尔通过以四分之三侧面转向光源的角度描绘模特，强调出画面亮部与暗部的对比。正是因为这样出色的手法，这幅作品得以成为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艺术作品中还有注重“地板”的一件作品——那就是收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绘画《舞蹈课》。

埃德加·德加

《舞蹈课》

1874年，布面油画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课程结束后，疲惫不堪的学生们只想放松，她们弓起身子，整理发型，并不理会老师朱尔斯·佩罗特的在场。舞者们在拉伸、打哈欠，或是把脚从舞鞋中解放出来。在这个巨大的房间里，远处的舞者们显得很小，铺着木板的地面有一大部分被空出来。保罗·瓦莱里曾写过：“德加是少数十分重视地面的画家之一。他的画中有很多值得被赞赏的地板。”

与聚光灯下的芭蕾舞演出相比，德加这位“舞者的画家”更喜欢看芭蕾舞演员们排练。德加将所有这些公众无法亲眼看见，只有经常去后台的人才能观察到的小动作尽数展现在画作中。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绘画的一种风尚：从质朴或日常的活动到各行各业的场景，一切都变成了绘画的素材，人与生活的见证共同编织出的纽带构成了艺术的画作。

从上述的艺术画作，我们可以看出，艺术之源是取之不尽的，观者对艺术作品也可以有多种理解，这由他们的个人品位、心境、文化背景等决定。对于一幅杰作，我们可以关注它的主题，把它作为“图像”看待；也可以寻找诞生出它的思想或象征观念：由此它就被视作一个“象征符号”；此外，我们还可以专注于技术和工艺层面，把它看作一个拥有精湛制作技艺的“物品”。在艺术之巅，被公认为最成功的伟大杰作是那些通过图像、符号和技艺共同激发出人类情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可从《镇馆之宝：100幅伟大的画作》一窥绘画艺术形成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