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Richard Van Noorden

【资料图】

《自然》调查了多位持工作签证的学者曾遭虐待和工资歧视的事件。

“你昨天的邮件写的是什么狗屎？你傻了吗？想让我炒了你么？”

一名来自中东的博士生把目光从电脑上移开，因为他的导师，美国某所大学的化学工程实验室主任，正在朝他大喊大叫，指责其工作计划不够详细。随后导师共享屏幕，开始写邮件发出指示，终止这名博士生进入实验室的权限。

这一幕发生在2020年11月，出自《自然》获得的系列视频中的某一段。这些视频记录下了一位资深学者的所作所为：不断地冲他的学生叫喊、在同事面前贬低他，并威胁要削减他的薪水。这名学生与一位同样来自中东国家的女性前博士学生一起，指控课题组组长针对他们的欺凌行为。因为他们持有的是美国单次入境的F-1签证，所以组长完全掌控着他们的去留。新冠疫情开始后，组长的欺凌行为转移到网上，于是他们开始录制视频会议。

插图：Nadia Hafid

学术平等运动（APM）是一项全球性的反欺凌倡议，它将学术欺凌定义为持续性的敌意行为，可能包括嘲笑、威胁、侵犯隐私，以及干涉职业晋升。学术欺凌现象的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国际学者的移民身份、财务脆弱性且缺少支持网络，施暴者常会盯上他们。

“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更容易遭受欺凌，因为他们与首席研究员（PI）之间的权力差异更大。”北卡罗来纳州维克森林大学的组织研究学者Sherry Moss说，“由于对签证和带薪学术岗位的依赖——二者都可能丧失于一夜之间——因此他们往往只能任由PI摆布。文化和语言问题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受欺负的风险。”

《自然》采访了五位在国外工作的青年研究者，他们各自讲述了自己受到言语虐待、被迫加班，以及遭受经济剥削的经历。其中有人因为担心影响事业或受到报复，而要求匿名。在另一篇文章（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155-3）中，研究欺凌的专家与一些欺凌受害者共同探讨了欺凌的成因、欺凌目标能够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如何预防欺凌。

上述的化学工程师说，他刚读博士那会儿每天工作13到14个小时是常态。除了文献检索、项目规划和实验室工作之外，导师还让他搭架子、清点实验室物品并打扫卫生。

作为一名新人，他起初以为这很正常。几个月后，他对自己的导师产生了严重怀疑。“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训斥了我2小时，”他说，“那天晚些时候，他把我和另外一名外国博士生骂了2个小时，之后又骂了3个小时。他说实验室不整洁，让我更新化学品库存、清点橱柜和仓库，让我延长工作时间，周末多加班——他觉得我进展太慢。最后，我感觉脑袋快爆炸了。我只想逃离。”

在一段线上会议的录像中，这位导师不断地冲学生吼叫，叫他“闭嘴”，贬低他的工作“毫无用处”。作为向大学投诉的一部分，学生在后续提交的一份关于此事的文件（《自然》看到了这份文件）中，指控导师让他做跟自己的研究方向毫不相干的项目。“我受到侮辱、欺凌和恐吓。”这名学生写道。

他那位女同事说，有一次，她正在看朋友发来的手机短信，导师悄悄走到她身后，指责她不务正业。“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当时的语气，以及他是怎样从身后对我大喊大叫。”她在另一份提交给校方的情况说明中写道。“从那天起，只要他在附近，我就会非常焦虑、紧张且害怕。我怕他冲进实验室或者办公室，指责我不好好干活，或与人交谈，或是看手机。”

这两位研究人员表示，当时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工作，还要在大清早或者大晚上开会，这些会议经常是在周末，而且往往是临时通知的。与此同时，美国同事拒绝超出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拒绝参加周末会议，不会有任何后果。“导师威胁要终止我们的合同，”男性博士说，“他知道我们拿的是单次入境签证，一旦离开就回不来了。”

在《自然》看到的另一个视频中，导师和他就谁该为实验室数据备份设备买单一事发生了争执，还威胁要削减他的薪水。“他欺负我们是外国人，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女性博士说。

忍气吞声

近年来，大学、资助机构和国家科学院已经认识到，有必要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学术界欺凌现象。2019年发表的一篇综述发现，25%的教员表示曾遭受过欺凌[1]。《自然》2019年全球博士调查结果显示，五分之一的研究生表示曾遭受过欺凌（Nature 575, 403–406; 2019），而且国外的学生和本国学生遭受欺凌的概率相差不大。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同年发表的研究表明，在来自学会下属的86个研究所的9,000多名受访者中，10%的人表示在过去的一年内遭受过欺凌[2]。

Moss认为，实验室领导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让学术科研成为了有毒机制和虐待式监管滋生的沃土。2021年10月，Moss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纳米科学家、APM创始人之一的Morteza Mahmoudi发表了一项全球调查结果[3]，2000多名曾在学术界工作或学习的人参与了调查，样本来自自行选择。然而在曾遭受欺凌的受访者中，仅有29%的人表示将情况上报给了所在机构，61%的人因为害怕报复而忍气吞声。

Moss和Mahmoudi分析了来自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受访者的回复（见“国际不平衡”）。他们发现，相较于美国永久居民，海外人士报告欺凌事件的概率并未增加，但更有可能报告更严重的事件，包括侵犯知识产权、解雇威胁，以及使用他们的数据却不承认贡献。32%的受访者曾报告被威胁取消签证。“国内学生和学者拥有家庭和朋友的支持，没有语言障碍，熟悉本国文化，而且更可能有备选方案，”Mahmoudi说，“但如果你是国际学者，而且你的签证受制于所在机构，情况就完全不同。你被迫一再地忍受欺凌行为。”

插图：Nadia Hafid

在2018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采访了美国5所重点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后的经历[4]。一名博士后说道：“导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他批准了我的签证续签。然后他告诉我，只能给我先前承诺薪金的70%。我问他这是否合规，他直接反问我是否真想要[在这所大学]工作。”另一位受访者说：“我们的导师把实验室变成了高压锅。外国博士后睡在实验室地板上，一周工作100多个小时。导师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些人。”

更低的薪水

一位中国生物医学化学家向《自然》透露，在他博士后就职的那所美国大学，国际研究人员薪水普遍要比本土研究人员低。2012年，他所在的课题组组长的项目经费见底，而他持有的是J-1签证，这意味着如果他无法在一个月内找到新工作，就得返回中国。之后他接到了另一所大学博士后岗位的offer，负责开发癌症诊断的影像学方法。这份岗位的薪水比先前（46000美元）少10000美元，但他没有太多选择，只得接受。

“博士后的薪水也分不同层次，但印度和中国来的博士后待遇往往在最底层，”他说，“我的另一位中国朋友拿着28000美元的薪水在做化学博士后，而美国本土博士后至少能拿到39000–40000美元。”

他说他的导师承诺会帮他拿到更稳定的H-1B工作签，因此他才接受了更低的薪水。但在2014年，当他的签证快到期的时候，他的实验室主任不愿意为他支付新签所规定的68,000美元的最低薪水，让他转去申请永久居留绿卡。他说，在短时间内申请不仅耗时费钱，而且风险高、压力大。因为一旦申请失败，你将会被驱逐出境。他的绿卡申请最终成功了。“签证是个大问题，”他说，“它意味着导师手上捏着你的把柄，能让你做任何他们想要的事情。”

这位生物医学化学家表示，他的导师没有帮助他结识同行，也没有在撰写基金申请书和沟通交流等方面给予他指导。2015年，他彻底灰心了。之后他在一家美国州政府机构谋了一份工作。“同所有博士后一样，我也想当上教授，”他说，“但是我改变主意了。如果做教授意味着我也要这样对待他人，那我宁愿不当。”

有时很难证明外国研究人员的薪水比本土同事更低。但就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群博士后却成功了。2013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地方分会——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UAW 5810工会，代表博士后学者，为巴西昆虫学者Cherre Bezerra Da Silva提出了投诉，因为他的年薪比同事们要少将近13,000美元。

2015年，校方承认本该是博士后的Da Silva被误归为了访问学者。为此，校方同意向他支付一笔16,000美元的欠薪和赔偿金。还有两名外国研究人员也获得了补偿。随后的调查表明，至少有7名外国研究人员的职位信息有误。

资助延长

工作和签证挂钩，使国际研究人员更容易受到合同续签或资助延长相关压力的影响。

前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生态研究所（MPICE）主任Ian Baldwin实验室里的一名博士生对他提出了指控。这名学生16个月来第一次请假想回中国探望父母，而Baldwin却告诉他津贴到期后将不会延长，这将意味着他没有足够时间完成博士学业。

“他说：‘如果你今年回家，我就不会跟你续签’，”这位中国生物学家回忆道，“你应该在论文完成后再休假。”Baldwin如今仍然受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PS）资助，并在学会内工作。谈及此事，Baldwin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种话。此外，他向《自然》表示：“从管理学生的角度看，我并不觉得这话有什么出格，对没有任何进展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这位中国生物学家说Baldwin对各国的研究人员都会不友好，但无法续签会给海外学者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学生来说，这就是灾难；没有合同意味着没有签证、没有收入、离开这个国家，无法完成博士学业。”

在对有关Baldwin的大量投诉进行调查后，MPS在2015年改组并缩减了他的部门。MPS指派了一位调停人来处理争端，并让Baldwin参加辅导课程。双方商定他跟学生开会时必须有另一位科学家在场。

2015年至2021年间担任MPICE主管的昆虫学家David Heckel说：“我见过Ian Baldwin在一次会议上大声辱骂（那位中国生物学家）。那个场景真的让人心惊。”

Baldwin说他和Heckel的工作关系长期不佳（Heckel对此表示异议）。Baldwin还说他和同事们的关系紧张，可以归结于他的“美利坚式、直来直去的”领导风格和其他人“更委婉的、集体协商的欧式和德式风格”之间的文化差异。“如果我的行事风格被认为过于直接或是伤害了某人，我感到遗憾和抱歉。”他说。

2020年11月，MPS终止了Baldwin在MPICE的领导职务。一位MPS发言人拒绝告知有多少人曾对Baldwin提出正式投诉，但他说他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同事和合作者的支持信。

那两位不断遭受辱骂、贬低和减薪威胁的中东博士生呢？讽刺的是，新冠疫情救了他们。他们的导师继续在网上辱骂、欺凌他们，于是他们可以把这些事录下来，发给学校的行政部门。他们说，导师的欺凌让他们饱受压力、焦虑、频繁的噩梦和惊恐发作。

经过调查，学校给他们指派了一位新博导。他们毕业了，放下了学术追求，进入产业界工作。他们正从糟糕的经历中缓慢恢复。男生每当上级要开例会时就会很有压力。而女生一听到Outlook邮箱的来信提示音，或是有人提到施暴者（导师）的名字，就会心跳过速。“我还是会做噩梦，但没有之前频繁了。”她说。

他们曾经的导师仍然留在岗位上。去年，他从美国一家重点资助机构拿到了一笔巨额科研基金，大学还在网站上庆祝了此事。

参考文献：

1. Keashly, L. in Special Topics and Particular Occupations, Professions and Sectors Vol. 4 (eds D’Cruz, P., Noronha, E., Keashly, L. & Tye-Williams, S.) 1–77 (Springer, 2019).

2. Olsthoorn, L. H. et al. PhDnet Survey Report 2019 https://doi.org/10.17617/2.3243876 (2019).

3. Moss, S. E. & Mahmoudi, M. eClinicalMedicine40, 101121 (2021).

4. Hayter, C. S. & Parker, M. A. Res. Policy48, 556–570 (2019).

原文以Underpaid and overworked: researchers abroad fall prey to bullying为标题发表在2022年8月10日《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

© nature

doi: 10.1038/d41586-022-02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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