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沈阳新乐遗址。经过考古发掘，从遗址中出土了众多文物。其中，一件木雕精品引起了专家们的辩论，最终，这件文物被定名为“鸟纹权杖”，它改写了沈阳历史，向后人讲述了它的主人在新石器时代曾经创造的繁荣与文明。

沈阳城市中心发现史前文化遗址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沈阳新乐遗址发现于1972年，至今已过去50年，是我省较早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放眼全国，沈阳是唯一在特大城市中心保存史前文化遗址的城市。新乐遗址不仅是沈阳的一张亮丽名片，也自然而然成为沈阳人的骄傲。

时间回到1978年，新乐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即对编号为F2房址的发掘。这座房址为半地穴式建筑，总面积为95.5平方米。考古人员在房址底部发现了遗留的大量炭化木柱，有的炭柱残存近2米长，最粗的炭柱直径约20厘米。专家判断，这座房址可能毁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经过两个阶段近4个月的发掘，沈阳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原始建筑逐渐露出本来面目，而为沈阳群众所熟知的“炭化鸟形木雕”就出土于此。

虽然时隔40多年，当年的考古工作者仍能清晰记得那个时刻：在清理F2房址东北角时，突然有人发现与炭化的木构架纹理不同的炭化物。大家迅速围拢过来，细心观察，紧紧盯着仅露出一小截的炭化物。炭化物其他部分与泥土紧密结合，难以剥离，大家不敢轻易动手。最后，还是由经验丰富的时任沈阳故宫博物馆考古部负责人于崇源操刀，将此物连带泥土一起取回。工作人员在室内用酒精一点儿一点儿地分离炭土。终于，一件炭化的木雕艺术精品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之后，发掘和研究工作陆续展开。回忆当年的情景，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感触很深，他在《新乐遗址发掘报告》中写道：“新乐下层文化的重要学术价值最早引起关注的，是碳-14测定的年代。”

经测定，新乐遗址距今7200多年。新乐遗址的重要价值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被逐步揭示出来。

从炭化鸟形木雕到鸟纹权杖

鸟纹权杖，这是对“炭化鸟形木雕”的重新命名，群众习惯称为“木雕鸟纹权杖”。

在于崇源执笔的《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中这样描述：“……很像是权杖，直柄以上的雕饰图案可能是图腾徽帜。权杖为氏族首领统率氏族所用……可能是鸟图腾的氏族。”于崇源没有武断地做出定论，他对后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这仅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提出来供参考。”

此后，相关学者对于这件珍贵文物的图案和用途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用“炭化鸟形木雕”这个名字。

新乐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周阳生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向人们揭示了这件木雕文物更为生动的细节。

原料和制作工艺：此件木雕品系用一柞木类硬木材料制成，材质较细腻。系先将原料削制成上部扁平，下部圆柱状外形，然后根据需要或用途经认真设计加工雕刻而成。

木雕的细节：扁平体上部的雕刻纹饰部分边缘处似有宽0.3毫米至0.4毫米的轮廓线。在轮廓线以内分别用阴刻、浮雕或镂空的手法施纹，立体感较强。从外形观察，木雕品的上部顶端为三角体，三角体的一侧呈弧线。在三角体内，阴刻两道相应弧线，很似鸟类的“嘴”形。三角体之下为圆形的旋涡纹，旋涡中间雕刻得较深，似“眼”状。旋涡的一侧为菱形纹带，顺时针旋转而下形成飘带状。圆形旋涡纹及飘带之下为一段网状交叉菱形纹带，似“羽鳞”。

对于这件木雕艺术品的用途，在原有的权杖、供奉物品的基础上，周阳生进一步提出了发簪的观点。

无论是哪种观点，这件艺术品为“当时的氏族重要首领所拥有”的看法基本一致。

2011年，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关注下，沈阳市启动了《新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这一报告在2018年完成，汇集了新乐遗址历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并在我省史前考古取得丰富成果的基础上，用更具宏观的视角研究、分析新乐文化，也是在这一报告中，将“炭化鸟形木雕”确定为“鸟纹权杖”。

对此，郭大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考古发掘的研究没止境，我们应该用更开放的眼光来观察研究。我认为，木雕上的纹饰是鳞片，因而雕刻的形象可能是龙。”

同类文化中等级较高的中心遗址

根据新乐遗址先后发掘的40余处房址的分布及出土文物，人们推断新乐先民生活的年代已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期，氏族成员的婚姻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对偶婚阶段。家庭成员虽然仍以女性为中心，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它的上一阶段是群婚。人类社会经过这一阶段后开始向一夫一妻的家庭关系演进。由此，鸟纹权杖的主人是氏族部落的首领，她通常是一位与氏族成员都拥有血缘关系，令族人、亲人敬爱的老祖母。

这位老祖母带领她的族群不仅为后世留下了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印记，而且展示了7200年前的豪华和尊贵：

编号F2的房址地面上残留着梁、柱的痕迹和柱洞，表明这座近百平方米的室内中间没有隔墙，一些建筑专家对其建造的方法感慨颇多：如果让我们现代人使用当时的生产工具去建造这样的一座房屋，也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

房屋的柱子底部铺垫河石，这是最原始的柱础。从那时起，中国传统的土木结构建筑一直沿用这种做法直到现在。从房屋柱洞周围发现有用沙充填的现象看，这又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发明。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斜口器。它出土于火塘旁和房屋的角落，因此大多数人认为它与保存火种有关。斜口器的斜口可人为地控制火燃烧的快慢程度。由此，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火盆”说——放入炭火，人们围坐在它的周围取暖。还有学者认为是澄滤器，使用者借助水流用它来漂洗、沉淀泥沙等杂物，如同现代人淘米的原理。再有一种说法，是取水用的“水瓢”。

郭大顺在《新乐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有学者推测编号F2房址为聚落公共场所或首领居住之地，也兼具制作石器或玉器的作坊。他说：“由于这座房址在同时期前后是东北地区同类遗存中面积最大的一座，表明新乐遗址至少在该类文化中是一个等级较高的中心遗址，这也将沈阳作为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历史的渊源上溯到史前时期。”

由此引起记者的想象：7200年前一个冬天，在最大的房舍里，一位令部落人敬重的老祖母端坐在火塘边，颈上挂着精致的玉珠串，身边是保存火种的斜口器。一位秀丽的女子站在她的身侧，手持象征老祖母权力的鸟纹权杖。一群人围坐在老祖母前面，讨论着未来……

手记

新乐，“满天星斗”中的一颗

回望新乐遗址50年考古历程，从专业考古角度来观察，新乐遗址见证了我省乃至东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从稀缺到多见的发现过程。就像结识一位新朋友，考古人员对于新乐遗址没有“一见钟情”，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试探、存疑。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新乐遗址的年代：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真的会有距今7200年的文化遗存？

后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新乐遗址只是我省诸多史前文明考古发现中的一处。著名考古学家孙守道、郭大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辽宁环渤海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汇总：在不到20年间，辽沈大地发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8处。新乐，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然而，人们的疑问却在进一步加深：7200年前，新乐文化会有这么先进吗？

类似的疑问由来已久，毕竟，从专业考古角度观察，新乐文化表现出了太多的先进性。比如，遗址出土的一粒鼓形玉珠，中间钻孔直径只有2毫米，人们疑惑：这是7200年前的东西吗？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中有一个三曲形的泡形器，我国此前的考古研究发现，在唐宋时期才见到三曲、四曲等器物造型，并且不多见。新乐先民的创造能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如今，考古人员得出了结论：敲砸器是新乐先民的重要生产工具，磨制石器规范的造型是先经过敲砸琢形再磨制完成的。这一研究成果又为人们认识同时代的其他考古现象打开了一条重要通道。

1986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新乐遗址称为与沈阳故宫齐名的“沈阳两宝”。在此前一年，他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新乐遗址在苏秉琦的眼里，是一颗闪亮的星。

经过了50年，新乐遗址出土的鸟纹权杖仍然是我国存世最早的、精美的木雕艺术精品，所创造的木柱础石仍然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范例，所使用的煤精制品仍然在继续改写人类用煤的历史。

当我们用中华文明探源的视角来回望新乐先民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就会恍然大悟：我们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并不是空中楼阁，文明的火种早已播种在了辽宁的大地上。

来源：辽宁日报·北国客户端